反家暴立法应多站在受害人的立场，给予设身处地的思考，让法律制度凸显出更多的人文关怀
目前，备受关注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经过将近20年的呼吁和努力，反家暴法终于进入了全国人大审议程序，意味着“家门之内”的暴力将被专门的法律所禁止。这不仅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进步，更是人权保护立法的重大进步。
与一般暴力不同的是，家庭暴力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即“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关系”，以及“受害人凭借自身努力无法摆脱侵害”，因此需要和普通暴力区别对待，并需要国家与社会的专门与专业性介入。反家暴法草案革新了“法不入家门”的传统滞后观念，通过规定强制报告制度、告诫书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等，为深陷家暴“炼狱”煎熬的受害人祭出了法律的护身符，让家暴受害人看到了希望。
从完善的角度看，反家暴立法应更具“同理心”，即多站在受害人的立场，给予设身处地的思考，让法律制度凸显出更多的人文关怀。首先，从立法技术上说，对“暴力”的界定“宜粗不宜细”。目前的反家暴法草案将家庭暴力定义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对家庭成员实施的侵害行为”，略显狭窄。生活经验告诉人们，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有时候很难准确定义。在一般人看来不具有典型“暴力”形式的侵害行为，很可能对受害人意味着噩梦。因此，宜将“暴力”抽象规定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等，为受害者提供更多更全面的庇护。
反家暴法对于“家庭”的界定则宜细不宜粗。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不仅应该包括建立在血缘、婚姻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家庭，还应该把“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纳入家庭成员的范围。事实上，这也是今年3月“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意见》的立场。
基于同理心立场，反家暴法还应更加细致地考虑家暴受害人的特点与期待。我国的反家暴实践开展多年，效果仍有待提高，一个关键原因是在反家暴中缺乏“跑第一棒”的专业人士，即接到求助或者发现家庭暴力后第一时间介入的人。具体而言，应当包括两种人：一是经过反家暴专业训练的警察，二是具有专业能力的反家暴专门人员。前者主要对付加害人，后者主要保护受害人。反家暴法应当对基层一线民警的反家暴培训作出特别和明确的规定，同时也宜建立反家暴专员制度，由相关部门培训或认定的社工、志愿者等专门人员担任专员。
一些具体制度也可作进一步的完善。例如，负有报告义务的特殊职责人员，是否可以按照“近距离原则”作进一步的扩大，将离家庭暴力最近的邻居、居（村）委会包括在内？再如，告诫书制度，是否可以吸收入已有法律规定的“训诫”制度中，以提高其权威性与威慑力？又如，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设计时是否可以更加便利于受害人，比如申请方式应当以口头为原则书面为例外？总而言之，反家暴之所以有单独立法的必要性，正在于其基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立场的“同理心”，而这，也是反家暴法草案可以作进一步完善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