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平稳顺畅推进开放式社区建设

　　近日，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一份配套文件发布，列出了下一阶段城市发展的“时间表”，勾画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中国城市发展的“路线图”。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这是中央层级文件首次对诟病已久的封闭社区模式“开刀”，自然成为微信微博和各种论坛的热门话题。

　　封闭小区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首先是上世纪50年代单位“圈大院”，接着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房地产开发商蜂拥建起封闭的住宅小区。前者是“单位制”下的结果，人以单位区分，享受各个系统的服务与福利；后者是“住房市场化”的产物，封闭小区的建筑特点，与不断分化的城市阶层相辅相成，彼此强化。按照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的说法，封闭式小区的形成，是因为“过去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把大块土地承包出去，全都让开发商搞，可减轻一些负担”。

　　现在，问题来了，城市发展的土地储备日渐稀少，同时陷入道路供给不足、街区活力趋弱和城市开放度、包容度降低的困境。面对这问题，如何去解决，封闭小区、大院的那堵墙是最显眼的。因此，从政策上不批封闭住宅小区，并逐渐打开已经建成封闭住宅小区的围墙，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冲击-回应”治理逻辑。

　　“冲击-回应”的治理逻辑和封闭小区的形成类似，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重要的是如何回应？公共政策的制定、决策和执行，讲究的是一种“系统性思维”，要尽可能以一种系统化的思维来考虑封闭小区、大院的“拆墙”政策。

　　这就要做好广泛的调研和多方位的思考。从目前的一波分析文章来看，至少提出了三方面的有益建议。其一，拆掉小区和大院的墙，是否存在一个先后性。例如许多机关大院都在核心市区，占据的面积也比住宅小区大许多，是必须一起拆呢，还是应该先拆公共功能更强的机关大院？其二，郊区的大盘的墙是否有必要拆。以广州番禺为例，著名的华南板块存在多个大盘，周围交通道路也算通畅，基于交通目标开放小区似乎意义不大，是否要纳入到拆墙范围？其三，住宅小区的公共道路、停车场、广告牌和绿地面积，都属于业主共同所有，拆墙之后，产物如何保护？是否准备赎买，又将以怎样的方式、价格进行赎买呢？

　　公共媒体和自媒体上涌现的一系列讨论，许多都非常有价值，上述三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虽然住宅小区是亿万民众每日生活、居住之所，从安全到产权，从小区房价到公共服务，都是居民所关心的。但毫无疑问，对于城市本身乃至城市的居民来说，开放是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只有开放的城市才能更加包容，才能更富创造力，商业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甚至也必须承认，封闭式的小区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业主们的安保开支。

　　然而，宏大、抽象价值的实现与已有的安全、秩序诉求要能达至平衡。例如，开放小区之后的治安真空，能否及时填补；小区共有物业的产权能否获得保障，业主们能否获得合理的收益补偿。这些非常实际的问题，萦绕在许多业主的脑海中。因此，对于试图推动小区开放的政府来说，如何寻找一个支点，引导乃至吸引小区开放，是更值得探寻和推介的办法。

　　城市是人类伟大的发明，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有理由让她更加开放、文明和繁荣。建立开放式的社区，并不是简单拆墙就可以实现的，而应该通过多元博弈、共享收益的方式，这样城市开放问题的决策和执行才能够更加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