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浦东惠南镇采访时，一位“80后”居委干部对一件事耿耿于怀。她在别的小区“取经”后，也想给自己小区的助老服务增色，于是引进了一家社会组织。结果，居民对服务社提供的服务内容并不买账。这位干部很快意识到，如果不听取当地居民意见，只是简单地复制经验是行不通的。
在上海，住宅小区情况千差万别，有新的商品房小区、也有老式工人新村，有城乡结合部的动拆迁小区、也有外国人聚集的涉外小区。不同的小区，治理逻辑当然也不同，仅仅靠程式化的行政管理，或者借用他者的经验，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三驾马车’是治理结构，是骨架；而自治共治和协商协调机制才是使其循环畅通的脉络。”在专家们看来，要让居民乐于小区事务，实施自治共治，关键就是要培育一些能够激活社区生长的“种子”，而这个种子绝非简单地行政“嵌入”，而是内生的自治组织或是公约。
传统工作方法易“水土不服”
“不同类型的小区，工作方式是不同的。”先后服务过两个小区的“小巷总理”盛弘对此深有体会。在老小区任居委干部时，她耐着性子一栋栋“扫楼”，和阿婆们唠家常，聊琐事儿，居民都认她；可到了国际化的荣华居民区，她发现，传统的工作方法“水土不服”了。
盛弘说，这里的居民隐私观念强，门难敲，人难进；他们又具有较强的维权意识，涉及切身利益的小区事务如不事先充分沟通，很有可能“好心办坏事”。这时再用传统的工作方法，显然不合时宜。于是，她换了种行事风格，不仅重新蹬起高跟鞋，和老外飚起外语，还相应转变了工作方式，将热心公益事业、在居民中有威望、办事能力强的中外代表请出家门，搭建了“接地气”的基层民主自治平台──“古北市民议事厅”。
“这里涉及到中外居民的不同习惯，但归根到底是居民的文化认同问题。”在一些代表看来，不同的小区是有差异的，不加分别地复制无异于“南橘北枳”。南龚居民区有几十年的老公房，也有新式公寓和别墅。居民区举办的合唱演出、包粽子等活动，老小区居民欢喜得很，还嫌场次不够，可那些商品公寓里的居民反应却冷淡。为何众口难调？居民区书记说，年纪大的人热衷传统文化活动，但对白领一族只是套用“老三篇”，显然很难吸引他们。针对这部分人群的特点，居委干部研究其心理特征，增加了一些公益、咨询活动，效果反倒不错。“要鼓励社区的有机生长，而非简单的生搬硬套。”越来越多社区干部们开始认识到，一个小区要凝心聚力，关键要有居民认同的自治组织，能从自身特点出发来设计活动。
小区内生力量有助脉络畅通
透过那些治理有方的小区，会发现一些共性：不仅“三驾马车”各司其职、职责分明，通常都会有个自治组织或平台，且这个平台或组织往往是“内生”的，绝非简单的强加“嵌入”。下转10版（上接第1版）记者曾去新华居民区采访，这是一个以老式洋房为主的弄堂小区，辖区内有百年历史的洋房别墅45幢，堪称“万国别墅群”。这个居民区不乏一套成熟的基层运作体系，而最出彩是“葫芦缘议家社”。这个2004年起成立的“葫芦缘议家社”，在新华路261弄、155弄等8个弄堂建立了8支居民自治小组，居民们坐在葫芦架下一起相聚聊天、商议社区事宜。
最初，小区治理也是杂病丛生，在治安、环境卫生及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等方面矛盾重重。而有了这个自治组织，任何治理难题都不再成为困扰。10多年过去，这个小区的业委会、居委会、物业换了好几茬，但葫芦缘议家社却一直坚挺，从中衍生出一批弄堂公约和制度，将居民区经营得有声有色、情谊浓浓。
“这就是从居民中内生的一股力量，从外面是复制、嵌入不来的。”在社区专家看来，小区有了内生的组织，即使遭遇业委会换届、物业更替，居民们也用不着过分担心，自治组织自然有一套运作机制保持其脉络畅通。
公约和文化是整合小区的要素
不少小区“三驾马车”架构完善，可一旦出现问题，居民还是习惯于向居委会求助。而当需要在小区组织活动时，居委会书记又发现，响应者寥寥，仅仅凭借程式化的手段推行，很难奏效。
在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看来，要让松散的基层变成有序的社区组织，必须要具备三个层面要素：一是要有一些组织机制和体系，二是要有一些社区公约，三是社区要有自己的文化。“从我们的社区治理实践来看，三个层面中公约和文化是缺乏的。”很多案例说明，在解决矛盾的背后，也暗藏着重构邻里关系的契机，如果党组织、居委会有效加以引领，这也是小区公约文化的最佳培育时机。
杨浦区江浦路街道阳明新城一度因宠物扰民而闹得不开心，党总支将此列为小区的“里子”工程，引导居民进行自治管理，很快，自治组编写了“阳明文明养狗三字经”，向全体居民倡导遛狗错开早晚高峰、遛狗指定便溺场地、遛狗乘坐货运电梯等建议，并在小区绿化带树立10多块文明养狗指示牌，赠送简易夹便器20多件，还在小区隐秘处安置了一座小型宠物厕所，也正因为借着宠物自治搭起平台，小区各种活动空前活跃，阳明新城开启了“中国好邻居”模式，为小区公约文化写下最有爱的注脚。
塘桥街道东方居民区曾频频上演小区乱停车、楼道堆物等难题。一开始居民总来找居委干部解决。居民区党总支就开始尝试探索党建引领下的楼组自治，在18号楼底层建立“温馨小屋”，在16、18号楼底层建立“公共客厅”。公共客厅的自治合议组多次召开会议协商寻求解决良策，暂缓了居民与商铺之间的矛盾，也让邻里从“相认相知”到“相助相融”，推动了小区“熟人社会”的重建。
“有了内生的自治平台，我们把具体的治理事项下放，居委会也就有更多的精力放到当好组织者和协调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