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说的“家”，则指规模更大的社会中间组织，是一种小共同体，规模比现代核心小家庭大得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
人们对“修身齐家”的说法都很熟悉，但这个“家”具体是什么意思？现在说起“家”，一般都是两口子加个小孩的核心小家庭。但先秦时代说的“家”，则指规模更大的社会中间组织，是一种小共同体，规模比现代核心小家庭大得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论语》《礼记》都提到过“百乘之家”，意思是能出动一百辆战车的“家”，一些“家”内部还有家大夫、室老、家相一类的家臣，所以先秦的“家”是有较大规模的自治小共同体。
很多人解读“家”字，根据字形臆测说是家庭在室内养猪。但从甲骨文来看，“家”最初是指祭祀先公、先妣的宗庙，如“上甲家”“妣庚家”“报于家”“侑家”“奏家”。意思是祭祀上甲、妣庚这些祖宗的地方，举行“报”“侑”这样的祭祀，并且伴随音乐演奏。所以，“家”字里面那个“豕”，不是养猪，而是给祖宗吃的祭品。“家”是祖先崇拜的地方，通过祖先崇拜和祭祀的缅怀，可以将死者、生者的精神凝聚在一起，形成柏克所说“死者与生者的共同体”。
从王到诸侯和各级贵族都有家，历组卜辞称“王家”、典宾卜辞称“我家旧老臣”、午组卜辞称“家亡震”，可见商代从国王到大贵族都有家。周人贵族也以“家”而自豪，《尚书·金滕》《酒诰》《君奭》，铜器《蔡簋》《克鼎》《望簋》《康鼎》铭文都记载“王家”，周王首先有自己的“家”，才能掌控局面。大贵族也称“家”，《卯簋》《毛公鼎》《叔向父簋》《叔夷镈》等铭文中，毛公、荣伯、叔向父、伯和父等豪族贵族都自豪地谈论“我家”。
杜正胜谈道：“封建宗族是一个政治体，古代文献称作‘家’，也是具体而微的国”。殷周时代“国”的规模极小，大多是以一处小堡及其周边村落为中心，散布在广袤的原始森林之中，星罗棋布，不同于今人所感受到的巨大民族国家。所以当时“国”与“国”之间疆场之役，“不过如今村邑之交哄”（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而“家”又是此种规模极小之“国”的微缩，因此规模更小，但又比现代人熟悉的核心小家庭更大，是一种真实有效的自治小共同体。
“家”是小共同体，其中包括了家族成员与各类家臣，内部亲密互爱。如商代非王无名组卜辞《乙》八八一六，多次占卜问贵族家内“多臣”“多妇”不会生病的问题，这些“臣”和“妇”都是“家”的成员，因此得到家族长各种关心（彭裕商：《非王卜辞研究》）。《礼记·曲礼上》记载，贵族乘坐家臣的马车，虽然驾车的人身份低微，但乘车的贵族在接过挽索之时，按一下驾车人的手，表示谦谢。《曲礼下》说，各级贵族对“家”中的男女老臣，都不能称呼“名”，而应用更尊敬的“字”，大夫对自己的家臣，都要“答拜之”。朱熹提到，当时贵族“待臣仆如子弟，待子弟如臣仆”。傅斯年也感叹“那时人民对于那时公室的兴味何其密切”。正因为“家”内部亲密互爱，因此《小雅·黄鸟》提到外邦之人“不我肯谷（善）”，“不可与处”，希望要“复我诸兄”，“复我诸父”，一定要回到宗族亲人的共同体内部。
先秦贵族有家，有姓和氏，还有家谱和宗庙，清楚地知道自己祖先和庞大的亲戚圈子，并通过家族财产形成自治水平较高的共同体。相比而言，平民一般是散沙化的状态，没有姓、氏，也没有对遥远祖先的记忆，因此无法形成有效的共同体治理组织。古代夏威夷的酋长，就严格禁止平民记录自己祖先的世系（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而传统的欧洲、日本社会，平民也没有姓。姓是贵族特权，并伴随着家族的徽章和相关财产、共同体的继承权。欧洲、日本平民普遍获得姓，要晚到十九世纪，贵族社会逐渐解体，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了。
中国的平民普遍有姓，这个在人类历史上非常少见，至迟在西汉晚期，社会最底层的平民也拥有了自己的姓。因为秦朝毁灭了所有先秦的贵族世家，汉代平民的精英便尝试模仿先秦贵族，去建立姓和家族组织，《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中就收录了汉代平民新建立的世家共同体。当然，汉代的姓还比较随意，比如田千秋后来改为车千秋，京房以前姓李，但随着重建“家”的过程，姓日渐稳定并普及开。
“家”的重建，在秦汉以来的危机中，成为中流砥柱。一是重建了生育文化，重建了造血机制，“中国五胡入侵能抵住并再造新生，归功于大家族”（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二是徐复观所说：“宗法中的亲亲精神，乃成为我国两千年来，社会组成的坚韧的纽带；也成为我国能渡过历史苦难的真实力量。永嘉之难，能渡江南去的，或渡陇西去的，多是强宗大族。能立足中原，保持中国文化于夷地之中的，依然是强宗大族”。（作者为四川师范大学教师）
原标题：修身齐家的“家”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