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多元协同实现基层治理“四化”

　　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在浙江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有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活跃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主战场——5万多个在全省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和15万个纳入备案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2018年4月19日，浙江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六大工程部署会召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规范提升工程纳为六大工程之一。社会组织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浙江焕发活力，渐成风景。

　　中共浙江省委“两新”工委副书记、省社会组织综合党委书记、省民政厅副厅长江宇就社会关注的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党建+”，点燃社会组织红色引擎

　　记者：浙江一直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请问在“党建引领”方面有哪些创举？

　　江宇：浙江始终把加强党建引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主线。一是党建管理机制基本理顺。全省已建立“两新”工委牵头抓总，行业党委、属地党委和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协同管理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制。省、市、县各级都依托民政部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工作机构。二是规范化建设逐步提升。联合省委“两新”工委，率先全国出台的关于加强全省社会组织综合党委规范化建设的通知，被民政部作为参阅文件转发。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载体，杭州、嘉兴、苍南等地的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温州的党建公积金、宁波的“党建+公益”，都做得很好。三是基层治理大党建格局基本形成。各地建立和完善社区“大党委”联席会议制度、区域化社区党建模式等，探索实施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党组织、支部党员、居民党员交叉任职机制，构建了多维立体的大党建格局。

　　记者：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一直是社会组织党建领域的难题，而浙江的覆盖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请问浙江做了哪些探索和实践?

　　江宇：目前，浙江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82.9％，高于全国61.7%的平均水平，社会组织党的工作覆盖率100%。我们的工作举措有：

　　一是开展集中覆盖攻坚活动。实行集中组建月、百日组建攻坚等方式，全面推广行业统建、区域共建等组建十法，抓好党组织覆盖。今年四、五月份的覆盖攻坚月活动，我们对兜底管理的社会组织党建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收到20多家要求建立党组织的报告，成效显著。对不具备组建条件的，派驻党建工作联络员、指导员，并制定派驻管理办法。

　　二是探索功能型、拓展型党组织建设。针对社会组织党员中党组织关系难以迁转的难题，温州首创实施“拓展型”党组织建设，这一举措，不仅扩大了党的工作阵地，也让许多流动在外的党员找到了“娘家”。目前，拓展型、功能型党组织建设写入浙江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工作规范，并在全省推开。

　　三是打造标准化的社会组织党群服务中心。从2017年开始连续两年，我们把完善各级枢纽型、支持型社会组织服务平台的党群服务功能作为省民政厅的重点项目予以推进，并专门出台了社会组织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标准。12月底，我们将在嘉兴召开全省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和社会组织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现场会，并为首批35家标准化的社会组织党群服务中心授牌。

　　“枫桥”传承，燎原基层治理星星之火

　　记者：新时代“枫桥经验”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通过社会组织整合基层群众力量和社会资源，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请问浙江在政府培育扶持社会组织上都做了哪些功课？

　　江宇：一是在政策层面营造良好的环境。浙江先后在城乡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信用体系建设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专职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分别以省委、省政府和“两办”名义下发。今年，《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办法》、新修订的《浙江省志愿服务条例》已由省人大正式颁发，浙江是率先制定慈善法实施办法的省份。配合“枫桥经验”总结宣传推广，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路径和内容。

　　二是重点培育与基层社会治理相适应的社会组织。近年来，我们注重大力培育基层社会治理急需的社区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类组织、专业社会服务机构、枢纽型支持型组织等。率先在全国出台“三社联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服务平台的意见。目前，全省有15万家社区社会组织，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已在全省市、县两级实现全覆盖，并已覆盖全省二分之一的街道和城市社区。全省在公益、慈善领域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近万家，城乡社区社会工作室8000多个，持证社会工作者4.8万人，各类志愿服务队伍12.7万个，注册志愿者1000万人。

　　三是大力推进实验区建设。各地以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为依托，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象山“村民说事”、武义“后陈经验”、桐乡“三治融合”以及全省各地“三社联动”的实践成果，广泛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取得显著成效。近日，《中国社会报》头版头条以《浙江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工作实现“五个迈进”》为题进行报道。

　　四是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2016年，省政府在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等方面先后出台相关意见。目前，全省列入购买服务推荐性目录的社会组织6709家。近5年来，浙江已争取中央财政2300多万，投入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累计1亿多元，资助全省社会组织公益项目500多个。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遍及民政公共服务的各个领域。

　　记者：民政部近期刚刚召开了“全国社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经验交流暨工作推进会”，能否介绍下浙江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江宇：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已经成为政府力量的有效补充，在浙江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有序参与民主协商。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是浙江最早的基层民主形式，获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发源于德清的乡贤参事会协商文化村治模式获2016年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发源于慈溪的和谐促进会，为外来务工人员搭建协商平台，获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此外，象山的“村民说事”、余杭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办”等，都是浙江社会组织协商的重要品牌。

　　二是满足公众特殊性、多样性、突发性的需求。一大批公益慈善类组织和专业服务类组织成为政府力量的有效补充，浙江的公羊队还多次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救援。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预计全省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向扶贫协作地区捐助款物将超过1个亿，开展各类慈善项目超过150个，惠及和服务人群超过50万人次。

　　三是社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进一步扩大。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城乡社区治理，通过公益创投、购买服务等途径在纠纷调解、文化建设、健康养老、公益慈善、社区禁毒、社区矫正等方面提供服务，发挥作用，如杭州的“和事佬协会”“邻里值班室”等。

　　规行矩止，严纪护航社会组织依法依章之路

　　记者:严格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推进社会组织规范运行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请问浙江在这方面又出了哪些实招？

　　江宇：实施直接登记以及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工作以来，各级民政部门在社会组织的事中事后监管上面临严峻的挑战，政策处于调整期、工作力量不足等因素的确让我们工作困难重重，但浙江还是严格贯彻落实中央的规定，自加压力积极探索。

　　一是在全省大力实施社会团体清理规范工作。2017年6月开始，省政府专门下发文件并召开专题会议，各级纪委、组织、民政、各业务主管单位联动开展全省社会团体清理规范，这是贯彻落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自加压力的重要举措，干部违规兼职取酬、涉企违规过高收费、社团撤销整合提升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二是推进行业协会商会规范运行。按照国家要求，圆满完成三批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任务，共涉及37家业务主管单位、249家协会商会，其中脱钩242家、注销或拟注销7家。行业协会商会7个配套政策全部出台。同时，深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违规收费清理和收费行为规范，对异地商会登记管理制度做出调整，目前，全省社会团体减少的涉企收费预计可降低企业负担累计1.38亿元。

　　三是多部门联动的监管机制逐步形成。今年出台了《浙江省社会组织资金监管机制实施办法》，建立了民政、财政、税务、审计、金融等各部门联动的资金监管机制。联合公安部门，开展了打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联合发改、民政、税务、司法等多个部门的社会组织公共信用信息评价体系，正在建设之中。

　　春风化雨，谱写浙江勇立潮头新篇章

　　记者：对2019年及今后一段时期浙江社会组织的发展，您有什么思考？

　　江宇：浙江的社会组织工作，必须按照中央要求，继续走在前列，努力把全省打造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示范地、引领地，为全国提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浙江样板。具体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明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第一，规范各级社会组织综合党委的运行，健全规章制度，兜底管理的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继续保持有效覆盖率。第二，加强品牌创建。创建一批星级社会组织党组织，复制推广35家标准化的社会组织党群服务中心的建设成效，力求作用发挥。第三，加强各级党务工作者的培养，选优配强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选派好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联络员、指导员。第四，进一步推动街道、社区落实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职责。

　　二是注重体制机制创新。第一，建立完善对社会组织的扶持机制。积极争取财政部门的支持，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的常态化，落实好税费优惠政策。同时，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资源、资金等服务于社会组织。第二，争取尽快建立联合监管的机制，主动沟通，加强协调，落实社会组织资金监管机制，建立多部门参与的登记审查制度、联合执法机制、退出机制。第三，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协同发改委等部门加快建立健全政府与征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金融机构、社会组织之间信息共享机制，加快建立和应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三是推动治理重心下移。以总结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契机，继续加大基层社会组织培育，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到2020年，城市社区平均不少于15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不少于5个社区社会组织；枢纽型、支持型社区社会组织基本覆盖每个街道（乡镇）和城乡社区；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基本覆盖城市社区和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社区。继续坚持把“三社联动”作为深化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重要抓手，统筹谋划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

　　四是发挥“互联网+”优势。进一步找准科技手段服务社会治理的切入点，以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提升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靶向性，提升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信息化水平，打造智慧养老、智慧社区等数字化综合民生服务平台，推进“互联网+慈善”。

　　原标题：党建浙江样本:党建引领、多元协同实现基层治理“四化”